（本文来源于《清华金融评论》2022年第8期） 进入专题： 金融安全 。

面对这个现实，我们加深了对蒙代尔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的理解。尽管可兑换货币并不一定是国际货币，但国际货币一定是可兑换货币。

深度参与区域本币化进程 如果后一种选择值得争取，那么就要从国际货币体系的视角重新审视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安排。至此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便由国际需求决定，成为一个随世界经济发展而自然发展的过程。从发展趋势看，囿于国内外种种原因，经常项目会呈现基本平衡的态势并且需要进行维护，稳定逆差的形成只能倚重资本项目，主要是对外直接投资，相应的回流主要通过金融科目。其结果便是人民币定价以利率为锚，进而构成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世界央行的基础条件。中国的改革是问题导向的改革。

大型经济体占全球GDP比重高、影响大，其本币以及与此相关的融资活动具有特殊的地位。而且在面对经常项目顺差进一步收窄的趋势下，是否还要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下形成稳定的逆差机制，以及怎样平衡，仍不失为一个重大难题。资金流动的载体有三，一是机构，二是市场，三是产品。

需要强调的又一重点，就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进一步金融改革仅仅提到四个方面，其中豁然便有健全资本市场功能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表述，足证其极端重要性。因此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进一步凸显了完善金融机制的极端重要性。近年来，我国资本市场包容度显著提升，企业上市周期大幅缩短，可预期性明显增强，相信坚持下去，我国资本市场支撑经济转型的能力将大大提高，双循环的金融基础就能够夯实。

我们需要通过资本市场，通过千万人的投资交易活动去对发展方向和领域等进行甄别。所以，全面实行审批制，大力推广退市制度，是增强我国资本市场支持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。

应当说，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，我国在世界上属于第一梯队。李扬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进入 李扬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金融发展 国内国际双循环 。显然，实行审批制，大量的高新科技企业就较难进入市场。如所周知，商业银行是一类风险厌恶型金融机构，但是，在资源配置格局剧烈变动过程中，风险处处存在，作为风险厌恶型机构，商业银行断难去有效支持这样的巨变过程。

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，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。金融改革要进一步深化，丰富产品就是必要的一环。总之，进一步推进三率的市场化改革，是金融适配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。要让这个转换有效率，一方面，要支持高新科技全面产业化，另一方面，金融业自身也要用高新科技来武装和改造自己。

因此，如果我们不能在金融科技的技术开发上奋起直追，如果不能在诸如数据安全、投资者保护、信息安全、隐私权保护、国家金融安全保护等关键环节上形成有效的制度体系，我们的金融科技发展迟早会遇到技术瓶颈和制度瓶颈，果若如此，我们的市场优势也会丧失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的金融机构发展迅速。

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的含义：血脉通，发展才顺畅。应当说，经过多年努力，我国汇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。

但是，仔细把我们的情况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较就能发现，在这个关乎我们金融业未来战略竞争能力的领域，很多方面还存在明显的短板。这一目标，将主导未来我国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经济金融的发展方向。形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，其中之一，就与上市的审批制有关。汇率决定的是资源在国内外配置的比较优势，关乎双循环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。试想，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不支持那些生产芯片、刻录机、无人机、航空发动机和航天器等尖端技术的公司，这个市场的效率是根本谈不上的。过去大家对金融基础设施的理解有偏差，总的来说，我们眼界大多囿于那些有形的基础设施方面，例如支付清算、数据库的建设等，而大大忽略了那些可能更为重要的无形设施。

三、勿忘科技赋能金融改革 论及支持发展格局转型的金融改革，绝不能忘记科技赋能。因此，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，是我国深化金融改革的又一重要任务，而其中的关键，则是金融部门和财政部门在国债管理上精诚合作，密切配合。

从技术角度分析，能够从事风险投资活动的机构主要是非银行金融机构，如基金、证券、VC、PE、租赁和信托等。二、为资源配置转型提供有效载体 从金融角度观察的资源配置过程，就是资金流动。

高新科技企业则不同，它们一开始大多是轻资产的，其利润大都不高甚至索性没有利润，而且，此类企业的投入中知识产权占比较高，审批制一向就不认可这种资产形式。我们比较了中、美、英等国家的金融科技发展状况，发现：促进金融科技发展的主要是三大动力，即市场拉动、技术驱动和制度保障。

此类机构发展不足，将使得我们难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的严峻挑战。质言之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条件之一，就是深化金融改革，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，引导资源配置转型的能力。这意味着，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体系，对于支持有一定风险的资源配置格局的重新调整，不仅动力不够，而且能力不足。显然，今后，我们还要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，使我国汇率的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。

例如，金融科技运用到银行贷款领域，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破解了小微企业贷款难困局。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：广义的金融基础设施是指金融运行的硬件设施和制度安排，主要包括支付体系、法律环境、公司治理、会计准则、信用环境、反洗钱以及由金融监管、信息服务、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、投资者保护制度组成的金融安全网等。

更何况，当今世界客观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障碍，使得我们难以完全根据比较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。因此，当下，资本市场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。

近年来，我国注册制改革成效初显。在传统体制下，资源配置的机制是钱跟物走，在市场经济下，配置机制变为物跟钱走。

毕竟，与当今大型发达经济体（例如日本、美国等）相比，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长期畸高——要成为世界大国，我们也须将经济发展依托的重点转移至国内来。通过对中美金融体系的比较研究，我们发现，在我国资本市场中，传统企业多，工业企业多，中等企业多，而美国则是创新型企业多，高新科技企业多，大企业多。金融基础设施在金融体系和更广泛的经济活动中，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是保证金融效率和金融稳定的基础。新发展格局的构建，是从两头在外、两种资源、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格局转换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格局。

然而，在中国金融机构体系中，商业银行的比重太高，是一个老问题。发展格局转型，意味着大规模转变资源配置的格局，而金融则是引导、承载、推动、优化资源配置格局转型的最重要机制。

这个任务已经提出甚久，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浓墨重彩阐述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。

因此，利用现代科技全面改造金融体系，大力发展金融科技，以及深度引入高新科技，全面完善我国的金融基础设施，均为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美国几乎是所有的新金融科技的发源地，英国则是运用金融科技的制度保障最完善的国家，而中国则明显地依靠市场拉动，主要是金融科技应用的领域。